“两会”期间恰逢植树节，因而几乎每年都有制定“义务植树法”的议案与提案。各级党政领导在三月会带头栽树，各地群众也被陆续组织起来集中种树，但是在春季自觉自愿自发去植树的居民却比较少。这有多种原因，主要原因是履行植树义务难度较大，有诸多不便。不知道今年是否有制定“义务植树法”的议案与提案，如果有，建议各位代表委员不妨换一种思路，做到“对症下药”。

认为植树是道德义务，而非法定义务，这是人们普遍存在的误解，也是植树义务履行不充分的原因之一。其实植树是1982年2月27日颁布实施的《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》这一行政法规明确赋予公民的法定义务，该法规第三条规定：“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男十一岁至六十岁，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，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，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”。但是该条却难以落到实处，因为没有在现实中可以实际运用的制裁手段。尽管该法规第九条同时也规定：“年满十八岁的成年公民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的，所在单位要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限期补栽，或者给予经济处罚”，但不是所有公民都是“单位人”，都有“单位”，并且“给予经济处罚”也与我国现行的《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相抵触，因为根据该法规定不是每个“单位”都有处罚权。

对义务的认识错误以及法律自身的难点与冲突，还不是植树义务履行不到位的主因，主因是该义务履行难度太大。农村居民还可以到荒地荒山、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去种树，但是对城市居民，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来说，要履行植树义务真是难上加难，首先是树苗难觅，要去苗木市场购买。其次是种树的地点难寻，根据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、建设规划，不是随便在城里找个地方就能挖个坑种棵树的，城市空地早有专门的绿化部门植树并培管(在城市公园中划块空地让城市居民植树则更多具有象征意义，因为公园绿化也是专门部门如城市园林处等单位的分内之事，本不能转嫁给居民)，很难设想北京或者上海、广州的居民背着锄头、提着树苗和桶子搭乘几小时的汽车到郊外荒地去种树。再次是种树的工具，如锄头等种树工具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家也没有，城市居民种树的技术肯定也不会很娴熟，成活率也不会太高。

据调查，我国公民履行法定植树义务的平均不到50%（2009年03月12日法制日报），也就是说每十个负有植树义务的公民中，差不多有六个没有尽到这项义务。这么多人没尽义务，就要反思一下是义务本身的问题，还是义务履行方式的问题。有句法谚说得好：“法律不强人所难”，强人所难的法律不是良法，并且强人所难的法律最终根本不可能落到实处。履行植树这一法律义务的各种成本过高，导致很少人去履行，最后“法不责众”，不了了之，让大家产生了植树是道德义务而非法定义务的误解，国务院的这一行政法规也成了“一把不燃烧的火，一缕不发亮的光”，几乎形同虚设，对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是一种损伤。

根据法律上的“方便履行”原则，顺应国际社会二氧化碳减排的呼吁，借鉴芬兰、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荷兰等国开征二氧化碳税，德国、英国开征气候变化税的经验，我国完全可以变更植树义务的履行方式，变“人身履行”为“财产履行”。建议各位代表委员不要再纠结于制定“义务植树法”，而是在“两会”期间建议取消城市管理中征收的各种绿化费用，集中开征绿化税，然后将这种税收专门用于植树造林。这样既节约社会成本，又能达到绿化目的。

民进湖南省委   甘正气

(该文刊登于《园林》2012年第7期)